玉米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玉米是如何传遍全中国？(2)

玉米在西北一线的传播问题更为复杂，包括今新疆、甘肃在内的西北一线均不是玉米的最佳种植地点。需求是推动一种新作物扎根落户的基本动力，而西北地区受水资源短缺的制约，农业生产只局限在绿洲地带，绿洲上有限的土地小麦、谷子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绿洲之外的山地又被辟为牧场，这就使玉米失去扩展空间，少量的种植不仅没有使当地人赖以为生，更没有取代传统旱地作物小麦、谷子的地位而被广泛传播。这样的现象导致了我们看到的结果，即传入河西走廊的玉米种子不是来自新疆，而是直接由“西夷带种”。

河西走廊一带的农业发展条件与新疆很相似，依托祁连山山地融雪滋养绿洲，两千年多年以来绿洲上相沿成习种植小麦、谷子等作物，玉米传入既不能取代原有的传统旱地作物，又因绿洲以外缺水的自然条件而无法拓展新的空间，其种植量自然不大，直至晚清、民国年间，甘肃各地玉米不为人们青睐的现象依然如故。

河西走廊绿洲

外来农作物传入新的地方，首先要在第一传入地完成对环境的适应过程，并形成与当地自然条件吻合的品种与种植规模，然后再进入新的传播历程。新作物在第一传入地所完成的环境适应在文化传播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文化信息传播与扩散的首要条件是公众的认同，如果一种信息已经获得多数人的认同，那么人们必然将这一信息置放在社交的前台，并随时将其传递给他人。

认同是文化传播的基础，新作物在第一传入地完成的环境适应就是一个公众认同的过程，如果作物没有在第一传播地得到普遍的认同，自然也不会形成理想的种植范围。如上引方志记载，很显然西北陆路一线玉米始终没有形成以种植规模为标志的广泛认同，同时也不具备高强度的信息源而将信息广泛扩散出去的条件。因此西北陆路和西南陆路的情况相似，均完成了玉米在局部地区传播，而在全国性的传播中不具备实际意义。

玉米实现全国性的传播与扩散主要得力于东南一线。中国东南地区广泛分布着丘陵山地，进入明代以来随着人口不断增长，土地与人口矛盾日益突出，仅靠传统农作物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粮食需求，因此拓展山区开发力度，引进适应性更强的农作物成为山区民众的迫切希望，玉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适时、适地的传入东南地区。当然，玉米在东南沿海同样面临着环境适应以及与传统农作物竞争的问题，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从沿海到内陆，玉米经历了复杂的传播历程。

福建是玉米最初的传入地之一，这里素有“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有限的沿海平原地带早已被开垦殆尽，在生存压力下人们不断涌向山区。东南各地福建、浙东一带山区开发很早，大约南宋时期福建山区已经出现梯田，“山化千般障，田敷百级阶”成为福建山区常见的景观。山区自然条件复杂，人们在通过梯田等形式争取更多土地利用空间的同时，也根据自然条件的差异性实行因地制宜、多种经营，传统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这样的传统不但形成了地无闲隙的土地利用特征，而且也为玉米进入增加了竞争力度。

福建山区风光

在这些因素的影响下，玉米在福建本土虽没有成为优势作物，却凭借福建移民在湘赣、川陕等地山区获得了绝对优势。以福建为迁出地的人口流动现象从宋代就开始了，明清时期更为突出，而清代江西境内来自广东的移民也有增加的趋势，江西境内以闽粤为主的移民以维持生存为目的而种植的玉米在客观上推动了传播进程，并通过人口的进一步流动，将玉米从江西传入湖广、贵州等地。

“江西填湖广”与“湖广填四川”是从明初开始出现的一系列人口迁移浪潮，这次人口迁移过程虽然历经起落，但前后持续了几百年，通过一系列人口迁移活动，湖南、湖北乃至四川等地山区得到广泛开发，玉米等农作物也在这次人口迁移过程中进一步拓展了种植空间。

四川种植玉米是西南、东南两路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玉米通过西南陆路传入四川的年代约在清初康熙年间，由此形成的主要种植区基本偏于盆地西部与南部。通过西南一线传入四川的玉米虽早，但其影响力度比较弱，在空间上并不具备地理学意义。将玉米推向整个四川盆地的传播路线仍然来自东南一线，在这一线的传播历程中“湖广填四川”的移民浪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作为东南一线玉米传播路线的继续，明清时期伴随湖广移民大量迁入陕南，玉米主要分布区从湖北伸向巴山，又从巴山伸向秦岭。巴山、秦岭所在的陕南地区，除汉中盆地外，大部分为山区老林，明以前这里的人口很少，明代荆襄一带的流民就开始进入陕南垦荒，入清以后随着人口不断增殖，贫弱民户在平原地带难以立足，纷纷移入陕南山区垦荒，一部分移民更向北进入关中，并继续北上来到陕北垦荒，对推动玉米种植范围扩大起了很大作用。

自清乾隆年间开始，伴随人口大幅度增殖，在粮食需求的推动下，玉米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一向鲜于种植玉米的黄河下游地区也有了长足的发展，不仅能在各地的方志中看到相关记载，而且成为继续北向传播的起点。从河南、山东两地的地理位置分析，经由运河以及其它陆路交通，应是这里获得玉米信息的主要途径，而依循这些水、陆交通继续探寻，自然与东南海路传播路径交汇在一起，并将传播源再次指向东南海路。

乾隆年间既是黄河流域推广玉米种植的时期，也是北向传播的主要时期。清初康熙年间河北境内种植玉米的记载并不多，雍乾以降传播范围不断扩展，至清后期已经成为各地习见的粮食作物了。至于玉米进入河北的传播途径，河南、山东都可以提供传播机会。从河北地理形势分析，沿太行山东麓一线受河南影响较大，而东部运河沿线则与山东有着更多的联系，玉米传播基本循这两条路线进入河北，并完成在河北的扩散过程。山西种植玉米受河南、陕西的影响较大，故有些地方将玉米称为“豫黍”山西自然环境虽以高原为主，但玉米种植量并不大。

以上论述仅阐明了玉米在中国国内传播中的主要历程，事实上受自然环境与社会因素影响，传播历程的复杂性远在文字叙述之上。从明代中后期至清末，通过各路传播，玉米基本形成以明长城一线以南、青藏高原以东为界的主要分布区; 民国初年至20世纪40年代后期，玉米种植空间突破原来的北界，不断向长城以北以及黑龙江北部扩展，并继川、陕、鄂三省交界处之后，玉米种植比例大的地区逐渐向华北、东北移动，在空间上形成连接东北、河北、山西东南部、川陕鄂三省交界、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呈东北—西南向弧形玉米集中分布区。

结语

近五百年来玉米通过东南海路为主，西南、西北陆路为辅的三条入境路径，完成了在中国国内的传播进程，若对上述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在国内传播的空间历程进行总结，一个与中国自然地理格局十分吻合的结论摆在我们面前，即通过东南海路完成玉米传播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东南季风区，由西南陆路实现传播的区域基本属于受西南季风影响的区域，而通过西北陆路传播形成的扩散空间则限于西北干旱或半干旱地区，传播路线与自然区域的对应关系告诉我们一个重要信息，即从表面上看玉米的传播过程是在无序状态下完成的，事实上受作物生态属性与自然环境的制约，无序传播中引进与当地自然环境特征相悖的品种往往被淘汰，留下的则是生态属性与当地自然环境基本适应的品种，这样环境选择的结果，必然在作物传播路径与自然区域之间形成对应关系，这种对应关系的建立不但营造了三条玉米入境传播路径独立完成传播过程的科学基础，而且也为解读作物空间传播格局提供一个重要线索。